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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来:想象力究竟是什么?

 

同一个小说文本我们还可以引出很多话题。比如通过这个小说我们可以引出想象力的问题。

 

因为今天我们所有人都会谈想象力,但想象力究竟是什么?想象力在小说文本中是怎么发生作用的?想象力只是在不真切的状况下帮助我们建构人物关系,人物关系互动的时候产生故事情节,我想大部分的人在谈想象力的时候他们在谈的是这个问题。

 

但如果大家读过贝科夫的《狼群》,我们就知道想象力究竟有多重要。因为贝科夫那一代至少是没有参加过二战的,仅听说过二战故事。

 

他们开始写这些小说的时候大概是20世纪70年代左右,那时他们都是年轻人。解冻文学一代,除肖洛霍夫外都是没有经历过战争的。当然今天写抗日神剧的人也没有经历过战争,这是想象力走向另外一个方向。当然贝科夫他们的想象力能够帮助我们复原当时的战争场景,我们不觉得虚假。甚至当解冻文学的这批作家出现以后,那些参加过二战的老兵说这些比原来西门洛夫他们写的还强。

 

西门洛夫是参加过战争的。参加过战争的写来不像,没参加过战争的写得像。用今天的文学理论讲,就是有没有深入生活、有没有生活体验,所以今天我们老去深入生活。

 

深入生活对不对?当然是对的。但据我看来,大多数时候的深入生活是无效的,因为那个是形式主义的深入生活,我们把它叫采风。

 

采风大家知道是从《诗经》时代开始的,收集民歌,把老百姓有意见的那些民歌拿到皇帝那里去,皇帝晓得老百姓有什么反应。我们知道《诗经》中的十五国风是这样来的,汉代乐府诗里的大部分也是这样来的。汉诗里的特别棒的《古诗十九首》就是这样来的。

 

所以采风这个词从头到尾就错,你又不是朝廷的采风官,去打听啥子意见。

 

什么是生活?对于这个问题苏珊·桑塔格在《论摄影》中说过,当然她说的是摄影,触类旁通,她谈到什么时候我们的作家、艺术家、知识分子变成了像游客一样的旁观者,游客从纽约、北京、巴黎出发到不一样的地方,他们变成旁观者,把所有人的生活奇观化。

 

今天我们在采风的时候大多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,这是被苏珊·桑塔格辛辣讽刺的一件事情。而且刚才我讲,没有经历过战争的贝科夫写战争比经历过战争的人写得像,那么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,是不是深入生活就能解决一切问题?

 

深入生活不能解决一切问题。为什么?

 

我们今天的战争文学就是模仿苏联早期的战争,中国人自己并没有创造一种战争文学,我们就写卫国战争时期的这种文学,那就是英雄主义的、典型化的。一场战争下来死多少人都不太知道,百分之七八十死去的人的名字都不知道,我们只记得典型,记得一些英雄。这是我们的战争,这是苏联早期的文学,我们越来越这样,就像苏珊·桑塔格说的奇观化,奇观化没有到一种匪夷所思的程度怎么能叫神剧呢?

 

而且这也不是编剧这样编、导演这样导、演员这样演的问题,整个中国社会就是这样一种文化心理。如果所有观众都不追这种剧,唾弃它,它能风行吗?如果官方在某种程度上不支持,它能风行吗?所以这是我们全社会的一个问题。

 

有些时候有些人就看这种东西,吐槽吐得那么详细,说不定昨天晚上你看得很细致呢,早上醒过来才想起要表达你的高明。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中,我们更容易受到这样一种文化环境的熏染。

 

回头我们来说这个问题,深入生活解决一切问题吗?如果深入生活不能解决一切问题,那么你深入一种生活,这种生活体验能不能发生一些转移,转移到另外一些情景和体验中去?这是可能的。很多时候,我们把另外一种体验转移到陌生的领域建构丰富的细节。

 

如果要说什么是想象力,这是最要命的想象力,这是想象力最重要的。我们建构一种场景,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小说,当然有的小说是基于社会经验的,老百姓也有发言权,这个写得像不像,像他不像你。文学什么时候等而下之到要像一个叽叽喳喳的老太婆,让她来发表意见呢?但是我们的文学基本上就在这样个思路中展开。

 

小说或者其他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不是重现社会生活场景,小说是一种探讨社会可能性的艺术,可能性就是可能发生,也可能不会发生。什么时候说过小说只写那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情?

 

比如说英国作家奥威尔,《1984》是发生过的吗?没有发生。但会不会发生,会发生。因为奥威尔在写的时候是20世纪50年代。但是到斯大林时代到 ##时代差不多就是“1984”

 

同样是奥威尔,《动物庄园》的事情会发生吗?当然不可能。但真不会发生吗?也许会发生,这就是可能性,这叫小说的可能性。这个时候想象力才是重要的。

 

奥威尔在《1984》里面想象所有的环境,那种才是靠想象力建构一个事情,老大哥要监视所有的人,那种监控手段要像一个工程师一样建构一个监控系统,第一当然需要知识,尖端前沿的知识,今天当然很好理解,但是你想想20世纪50年代写这个东西,这才是想象力。

 

想象力一定是和细节场景相关的,而不是最庸俗的理解。我们编织一个人物关系,只是一个小小的虚构能力,这个能力不是重要的。如果有一点小小的虚构能力就觉得我们是小说家,那是弥天大谎;如果人家告诉你那可以,这是弥天大谎;如果自己告诉自己这样可以,那是自欺欺人。

 

所以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构想出更真实的场景,一个是想象力,更重要的是思想资源。你说西蒙洛夫他们不能写?他们参加战争不知道战争是什么样的?但是他的文学理念、他所接受的思想资源要求他忘记这样的真实。用毛泽东的话说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,他这是对苏联普列汉洛夫他们的思想更通俗的表达,让我们要有典型化。

 

典型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高大上的过程。所以你会发现原来观念比生活更重要。生活有方式,观念对头了,哪怕我们没有经历那种生活,我们可以通过想象力,可以通过接触到别人的讲述,接触到很多别人的材料,然后去重新建构。没有想象力,没有历历在目,你写出什么东西呢?

 

这也是我们读书的方法,贝科夫的《狼群》同样一个文本我们从不同的方向看它的时候,它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思索,其实就是一个文本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要读好的文本,好的文本给我们好的启发。当然有时读一些坏的文本,看坏是怎么坏的,看可能是好小说的小说怎么变成坏小说,你可以看到可以变成杰出的小说怎么变成平庸的小说。

 

那么这里面有很多文学方法,既有技术层面上的问题,更有今天这个世界更广大的思想资源的一个问题,理解它的一个问题。

 

总体来讲呢,文学上的问题,古人讲得很好,功夫在诗外。我们现在诗内下的功夫稍微多一点,诗外的功夫很少,甚至没有,这就造成文学上的一些困境,就是我们进展不大。我们还是比较看重题材的重要性、独特性,我们还是比较看重文本内部的人物关系和故事建构,除此之外我们对一个文本更该提出的别样的东西就了解比较少。

 

但是小说这种文本经常需要提出更多,用中国古典文论讲是意在言外,当然他们更多是说诗和词的,但是小说要有更丰富的韵味,而不是简单的对主题的社会学阐释。

 

今天批评家也在诱导大家做苏珊·桑塔格反对的那种社会学阐释,最后造成我们小说文本丰富性的消失、意蕴的消失,最后只剩下故事、人物和意义。大部分时候我们就在这样个层面讨论文学——故事合不合理,曲不曲折,人物有无个性。其实这种东西早不是问题了。

 

福斯特在《小说面面观》中指出,有的人物叫圆形人物,我专门要写一种没有性格的人物叫扁平人物,有些时候小说中出现某个人物就是符号化的、象征性的,他要那么多性格干什么?

 

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花大部分笔墨去勾勒他的音容笑貌,让他说几句有个性的话。但性格不是那样产生的,性格是在行动、在抉择中产生的。

 

2016年阿来都江堰作家班演讲(下);
文章选自阿来文学演讲集《当我们谈论文学时我们在谈些什么》,陕西师大出版社2017年版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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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佚名 来源:本站原创 编辑:ayang打印此文】【加入收藏】 【字体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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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ublished at 2024/5/8 21:37:22, Powered By WRMPS v7.5.0(MSSQL)